系统爆破西方话语体系

毫无疑问，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举世瞩目，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中国都长期面临着话语的赤字。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西方价值观肆意激荡，侵蚀着我们的政治观念、社会道德和文化自信。对于一般党员干部和广大善良而单纯的群众来讲，去判断各种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是十分困难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不管中国多么低调，也没有办法回避西方金融资本的攻击。中国已经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关头，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因此，今天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建构和传播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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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打破中国话语赤字

范勇鹏教授认为，要想打破中国话语赤字，建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要推翻西方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系统解构西方的概念体系。那么，何为概念？概念是理论和日常话语之间的一个连接点，沟通理论和常识的桥梁。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始于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论本质上是对这些现实的概念化解释。因此，在形式上理论必然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的联系。例如西方的民主化理论由如下相互关联的概念组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理解甚至去使用这些概念和理论。那么，只有那些教条化的、庸俗化的表达可以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自由”、“民主”。这些教条化的、庸俗化的表达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洁。

要解构西方话语的概念体系，首先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范勇鹏教授将西方概念分为如下四类：

1. 西方话语的核心概念：自由、法治、宪政、程序正义、产权、契约、个人主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多元主义
2. 西方炮制的攻击性概念：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转型经济、东方专制主义、文明冲突、历史终结
3. 被西方偷换扭曲而为其所用的概念：平等、民主、文明、进步
4. 被西方有意掩盖的概念：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

西方在建构自己意识形态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的真相，正如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所说：“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西方建立起来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抽象，并且有逻辑支撑点。因此，解构西方概念体系的第一步是以具体对抽象，以历史对逻辑，这需要我们建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当然我们也需要抽象的、纯粹的概念的建构。

然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解构西方概念体系，认为西方概念体系已经是数百年意识形态的结晶，可以直接拿来照搬，甚至事半功倍。范勇鹏教授反对上述观点，因为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是理论的支点。如果不去颠覆他的理论体系，你就很难真正揭露他的知识体系。换而言之，用别人的锅是炒不好自己的菜的。

西方话语的核心概念

西方话语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的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和利益指向。但是在过去西方的长期宣传下，这些概念都被中性化了，带上了一些诸如“普世”、“进步”、“文明”的面具。我们普通群众受此影响，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会把这些概念当成是不可否认的大前提，或者说是一个客观的、公正的概念。例如，在绪论中提到的自由、法治、宪政、程序正义、产权、契约、个人主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多元主义等等。范勇鹏教授在这里就自由这个概念进入深入剖析。

自由

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也是最底层的一个概念，其他很多概念都是从自由推演而来的。人权、法治、宪政等等都是从自由推演而来的，然后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例如《世界人权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其实就说明了人权是从自由这个概念中产生的。那么，人权如何得以保障呢？很明显法律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于是资产阶级开始强调法治。既然要法治，那么政府和权力如何约束？于是就有了宪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1787年宪法》。

为什么西方如此重视自由呢？范勇鹏教授认为有如下四点原因：

1. 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自由

现代自由其实是以个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的，即个人主义。而在古希腊、古罗马是没有个人意识的。例如在古希腊，人的价值体现在人是城邦的一员。到了基督教时代，教会对人实行无差别的精神控制，人紧紧地依附于教会。如果不信教，在欧洲连生存的权力都没有。即使是推翻罗马教皇之后的近代，新教也还是控制着人。因此相较于中国而言，西方在历史上极其缺乏自由，中国不存在像西方这种教权对人的愚昧统治。

2. 蛮族带来的原始自由

基督教的产生实际上日耳曼等蛮族入侵过程中完成的，日耳曼等蛮族带来了这种天性自然的传统。这其实是今天西方自由的一个重要来源。

3. 中世纪贵族的特权自由

西方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分层。对于国王来讲，他的权力不能穿透贵族。所以对于贵族来讲，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十分自由的。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一种特权。我们通过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会觉得欧洲中世纪是十分自由而美好的，但那种自由仅限于贵族。所以我们要学会思考的一点是，这样的观点是从什么人的眼睛里看到的？假如换成下层农奴，那么所谓的贵族自由根本不是自由，而是灾难。

在封建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和自由相关的制度，其实都和贵族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比如代议制就是典型的贵族特权政体。代议制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归根结底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来分享统治权力的一个制度。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议会制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形式，实际上恰恰相反，代议制在历史上和民主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今天的美国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和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一美元一票的制度。

4. 资本主义的现代自由

资本主义是最需要自由的，它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财产权的自由。现代自由的本意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而言之就是是否允许或者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财产的问题。

13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些新兴的商人追求发财致富，却受到了天主教的约束。于是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阶级斗争——打倒教会，从教权的统治下解放个人。但仅仅有了自由还不够，还需要法律、和平、国家等等一系列阶级统治的工具来保障。然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的干预、主张小政府、分权、放权，这其实和当时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事实是相违背的。

资产阶级对内利用国家的权力掠夺农民的财富，强迫他们进入工厂接受剥削，然后再建立起劳资自由的契约原则；对外利用国家的力量轰开别的民族的大门，把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掠夺财富，然后再编造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国际法等等神话。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其实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的，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而一旦国家权力集中到不受资本控制，产生不符合资本利益的独立意志时，资本就会不断地对国家的权力进行限制，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熟悉法治和代议制。这样以来，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由相较于国家的优先性变成了现代的“政治正确”，自由主义哲学就是为了论证其正确性的。

综上所述，我们要把资产阶级自由的本质认识清楚：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糖衣，目的是为了让毒药更容易下咽。

法治

澄清了自由的概念，我们就能够很容易认清法治的概念。自由概念直接导向了法治，因为一旦自由概念获得霸权地位，国家就沦为了财产权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最乐意看到的就是市场的规则决定一切，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于是市场的规则就被他们称为“法”，与所谓的公权力对立起来。这样一来，法治就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创造的独立的生命，法治强调的这种程序正义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

今天美国独立的司法本质上就是一种程序正义，但它的结果是不是公正就另当别论了。现代政治多元主义被描述成一种可以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允许多元利益在里边自由博弈的游戏，这个游戏看起来表面上是透明的，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所谓成功的“个人”——资产阶级——才能赢。

宪政

法治本身其实也存在问题，比方说法治也会失控。列宁曾经指出，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代议制来允许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国家权力，那么理论上无产阶级也就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权，这实际上是一个漏洞。还有一点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果矛盾不可调和后果也十分严重。

因此，还需要一个在法治之上的最终的机制对它进行制约，这就是宪政。宪政的作用就是确保真正的权威还在资产阶级手中，也就是说最后一票能够反映资本的意志。

西方炮制的攻击性概念

西方非常擅长凭空捏造或者改造利用而炮制出一些概念，用来攻击和污蔑自己的对手或者受害方。例如，绪论当中提到的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转型经济、东方专制主义、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等。这些概念本身大多产生于冷战或者冷战后，本身就带有对别国的污蔑和妖魔化。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本来是用来指纳粹德国和苏联，今天也被一些人用来影射中国。受极权主义影响，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学术界、新闻界等依然洋溢着充满极权主义的陈词滥调，首当其冲的要属南方系媒体。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强政府传统，以及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些历史时期常常被一些学者或者媒体或明或暗地给指为极权主义。

事实上，极权主义恰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希特勒曾公开表示，集中营是学习美国的做法，其根源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新教等这种政教合一的宗教控制。极权主义最一开始被西方国家用来形容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即指代法西斯。上世纪30年代，由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西方又给苏联扣上了极权主义的帽子。不过在二战前的一段时期里，纳粹德国对西方威胁更大，苏联是极权主义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并不占主流。而二战结束后，没有了纳粹德国的威胁，西方为苏联量身定制了一顶极权主义的帽子，甚至将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模式划上等号。

西方政治学家海耶克将极权主义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切断了同资本主义的联系。他赋予这一术语以超历史的、抽象的涵义，使之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定式、思想代码和印记。我们平时读到的大量自由主义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喜欢端着一种无关利益、无关权力、无关历史、无关细节等抽象正义的原则？其实这是西方话语一个久经检验，十分有效的忽悠大法。实际上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是极权主义在历史上唯一真实的形态，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和变态。

威权主义

所谓威权，汉语中习惯把它称作权威。实际上权威和威权在英语里其实是一个词 authority，为什么会翻译成两个词呢？是因为国内一些学者为了和极权主义形成文字上的对仗刻意生译出来的。

威权主义最初是用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右翼国家，这些国家属于准法西斯国家，就是说没有达到德国、意大利那个程度，但也是右翼独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可以认为是威权主义。）后来美国学者亨廷顿把威权主义泛化成一切不民主的政体，结果近年来威权主义的帽子越来越多地扣在中国的头顶上，而且国内很多学者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定义。

基于此，国内政治学界形成了一大套“黑话”、“行话”，然后堆叠出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文献，不断地自我复制、自我增生、自我强化。范勇鹏教授在这里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文献霸权”现象，他认为这浪费了许多学者无数的生命和精力，最终无异于为西方话语打工，丝毫不贴近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现实。

转型

依据威权主义的定义，威权主义政府必然要走向民主化，再到民主巩固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转型的概念。我们在境外社交媒体上会经常看到类似的言论，他们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走向美式民主。

转型这一概念源于苏东剧变时期。转型这一概念本身就隐含有西方对“正常国家”、“正常道路”的一个定义权。西方价值观认为，非西方制度的国家就不是“正常国家”，非市场经济的道路就不是“正常道路”，所有国家或早或晚必将走向西方。要特别警惕转型一词，它往往暗含着对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否定。因此，要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抵制这样的概念和理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看看最近的阿富汗的情况，包括所谓“阿拉伯之春”，应该能够证明转型的概念和美国政治学的破产。

被西方偷换扭曲而为其所用的概念

被西方偷换扭曲的概念中有很多本身并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或者核心概念，有一些概念甚至是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的，曾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是这些概念被西方偷换、扭曲、再造之后，逐渐为西方所利用，形成了表面上的逻辑一致。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往往具有进步性、正义性的特征，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忽略它们含义的转换，因此这类概念的欺骗性非常强。例如绪论当中提到的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

平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人的平等的文明。秦汉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消除人身依附，实现人的平等。欧美俄这些地方则都是到19世纪之后才废除奴隶制或者农奴制。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才有了以财产的不平等取代过去出身的不平等。

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实际上不希望平等的这种观念再继续往更进步的方向推进了，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地把平等的概念给改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然而，实质的平等、结果的平等却被西方资产阶级不断污名化，甚至把它视作暴政、极权的要素之一。

国内的一些公知同样也有类似的观念，例如满口不离“乌合之众”。在他们眼里，精英拥有少数派否决权才是高大上的宪政民主，而带有平等倾向的制度和政策就是民粹主义。

民主

现代民主概念最初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它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包含经济民主、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等等内涵。

因此，资产阶级肯定是不喜欢民主的，他们想方设法来制约民主。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都很少称自己是“民主”，而是自称“自由阵营”。而当时苏联、东欧才说自己是“民主阵营”。西方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把自己给装扮成民主，中国的70后、80后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所以也就习惯接受了自由民主这一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一步步地向无产阶级妥协，接受民主的诉求。西方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为了解构掉民主这一概念，他们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阉割民主的含义，最后把它改造成一个程序性的工具。这里面的始作俑者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解构了民主的价值内涵，使民主不再成为社会主义特有的概念。他将民主视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苏维埃完全相悖，也与我国的人民民主完全相悖。

今天一提到民主，我们仿佛脑海里只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今天的民主是二战后社会科学的一块重要基石，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都是以它为支点。如果我们推翻了西方的民主，几乎可以摧毁西方的政治学；如果我们盲目地去跟从它，那么我们中国自主的政治知识就无从谈起。

文明

文明本身指的是文字产生以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文明”一词被塑造成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化的社会组织模式。进而，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就被贬低为“野蛮”。于是，文明和西方划上了等号。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二战中的胜利，西方文明开始征服世界，成功地影响到了世界上的很多人。西方文明于是被奉为“普世价值”。

大家在网络上经常会听到公知们说“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和世界接轨”，实际上暗含了一个逻辑就是西方是“文明”的而中国是“野蛮”的。公知们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进步运动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例如将义和团说成野蛮。

由于西方对这些概念的偷换、扭曲、再造相当成功，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本来含义，往往是人云亦云地在西方意义上加以理解，并用这些改造后的概念来评价中国。

被西方有意掩盖的概念

我们有时候要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它使用什么概念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例如绪论中提到的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

国家

国家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十分重要的，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国家允许开拓殖民地、进行奴隶贸易等等。民族国家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解构东欧的那些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清帝国）等传统的国家。

实际上，谁掌握了国家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活动范围已超越了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阶级属性分析入木三分，使得资产阶级很难从理论上反驳马克思主义。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某种回避策略。还有一点原因是，西方本身对国家概念的定义也过于狭窄。

于是，西方用一些词来指代国家的全部或者部分含义。当他们不得不谈及国家时，他们会对国家进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政府时的用词经常是 Beijing 而不是 Chinese government；而我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新闻时都是使用“美国”、“美国政府”等词汇，而不是“华盛顿”。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西方致力于建构一种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把国家给降到一种纯粹功能性的层次，或者把国家分解成具体而微的政府、政党、地方政府。

于是国家和公民社会变得二元对立起来，国家成为一种需要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此外，他们还会用法治、宪政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内涵，本质上是要对政府和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然而，西方资产阶级却闭口不提法是谁的法？程序是谁的程序？

我们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但是很多政治教科书对宪政的定义是依宪法治理国家。范勇鹏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我国也是依宪治国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很多法学公知却认为中国不是宪政，天天想着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宪政。这里面背后的逻辑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宪法。所以像这样的教材只讲抽象概念，不讲谁统治谁，谁是统治阶级，这怎么可能讲得清楚？

规模

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都还处在小规模阶段，即使是像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以及欧盟这样的共同体依然不能算作是大规模。例如美国各州政府的自治权很高，各州的法律也有各有差异，欧盟内部也并不是绝对团结的，只是实现了货币上的统一和贸易的便利。

因此，规模仍然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挑战。因而，西方学界并不愿意在政治领域谈及规模。研究市场、经济的人都知道，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范勇鹏教授猜测，西方不重视政治领域的规模问题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与西方小规模传统有密切关系。不论是代议制还是联邦制，都是为了解决小规模国家如何变成大规模的。

这样一来，不考虑规模问题，我们就很容易把大象和老鼠放在一起比较，把中国和新加坡放在一起比较，而且都没什么本质区别。这岂不是很荒唐吗？

阶级

阶级是西方话语体系特别不愿意触及的一个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为埋葬资本主义而生的，对资本主义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于是，西方社会学制造了大量的模糊概念，例如“阶层”。他们按照人群收入的高低将无产阶级分为中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于是创造出了“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这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一来就有了社会分层的概念，阶级概念于是被去政治化了，用纯粹的收入高低来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我们国内学界相当多的一批学者对阶级问题的认识受到了西方概念的影响。范勇鹏教授的一个硕士生开题时正值2016年美国大选，范勇鹏教授给他的硕士生的选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背后的阶级问题》。结果在开题的时候很多老师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不存在阶级问题——美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最后范勇鹏教授据理力争才得以成功开题。

共同体

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经济上表现为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一些词语诸如“共产主义”、“同志”等都和共同体一词有词源联系。

然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消灭传统的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的制度。因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又需要国家作为载体，需要国家这样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需要美国的轰炸机。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暂时还无法接受共同体的完全解体。

二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发生了两个阶段的重要转变。第一个阶段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度。第一个阶段是比较促进贸易自由的，而对金融自由有不少限制。第二个阶段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金融资本开始走上了一个上升的轨道，到80年代的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立法。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表现为全球化、资本流动、产业外移。在美西方国家内部金融资本也逐渐抛弃了社会，资本的增值越来越与实际的生产过程无关，这就导致了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种族问题的爆发。这样一来，国际金融资本不需要生产、劳动力、社会，最后甚至也不需要共同体乃至国家了，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流动的幽灵。不过现在国际金融资本仍然还需要美国的战争机器和传媒的洗脑工具。

秩序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在。然而金融资本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模式，处处去打破秩序，目的就是为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够收割全球。因而在西方话语中，西方金融资本也在极力掩盖秩序的第一性。直到西方国家自身开始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的时候，才迫不得已开始讨论秩序问题。然而金融资本只会越来越脱离生产，靠投机和制造战争获利，来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边缘地区的国家剩余价值。

因此美国的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所以美国的霸权之路也必然以美国自身政治秩序的崩溃或者坍缩为结局。